《太平年》开播以来，热度与争议齐飞。当荧幕上五代十国的烽烟燃起，《太平年》以其沉厚的台词与繁复的叙事，为观众筑起一道独特的“门槛”。有人望而却步，有人却如获至宝——这门槛，究竟是创作者对历史的执着敬畏，还是对观众的刻意刁难？答案或许远比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更为复杂。
历史剧难做，五代十国尤甚。这短短数十载，中原五朝如走马灯更迭，十国割据如星斗散落。编剧董哲称之为“碎成了一地渣子”的散装时代。如此背景，若强拧成一条“爽剧”主线，岂非对历史的亵渎？《太平年》没有选择大众更为熟悉的唐宋明清，而是勇敢地将镜头对准了混乱、残酷的五代十国。首集呈现的“人相食”等黑暗史实，虽引发观众“生理不适”的吐槽，却正是基于《资治通鉴》等信史的严肃呈现。38000平方米场景还原历史空间，8000多套服饰勾勒时代风貌，230多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在权力漩涡中沉浮。这种不计工本的“考古级”还原，主创称之为“让作品扎根历史”的必需。当娱乐至上的潮流席卷荧屏，《太平年》选择逆流而上，它敬畏的不仅是那段具体的历史，更是历史本身不容轻慢的严肃性。
该剧以“两代人”为骨，撑起了乱世求索太平的宏大叙事。老一代如郭威、冯道，是乱世的定海针。郭威脖颈上象征底层出身的雀儿文身，映照着五代“武人当政”的底色。他从“大头兵”到帝王，思考的却是“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”。冯道历仕五朝十二帝，其“儒乃人之需也”的理念，在民生凋敝的乱世，将满足基本生存升华为最高的“太平”哲学。年轻一代如钱弘俶、赵匡胤，则在大势中主动抉择。白宇饰演的钱弘俶，从“钱九郎”到吴越君主，最终“纳土归宋”。这一抉择非怯懦，而是以一家一姓之荣，换千万生灵之安，为江南免去血火之劫，为宋韵文化埋下伏笔。两代人的太平求索，如两条交织的河，在历史峡谷中奔涌汇合，映照出中华文明在裂变中求统一的坚韧基因。
然而，曲高不必自绝于知音，艺术的抵达需要桥梁。必须承认，《太平年》在传播上遭遇了不小的障碍。剧中偏文言的台词，确令部分观众皱眉。台词的“佶屈聱牙”，是观众认为观剧最大的门槛。剧中大量类文言文台词和历史人物官职，让部分观众觉得晦涩难懂，记不住人物、看不懂台词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题材本身带来的天然难度：五代十国政权更迭如走马灯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，前四集登场有名有姓的角色便超过30人，对普通观众构成巨大记忆挑战。另一方面，剧集半文半白的台词风格、多线并进的叙事剪辑，进一步垒高了观剧门槛。有观众戏谑，看剧如同“随堂测验”，需“一边看一边查百度”。这固然筛选出了核心的历史剧爱好者，却在无形中筑起了一堵墙，将更多渴望了解这段历史的潜在观众拒之门外。艺术的深度，不应等同于理解的难度；历史的厚重，也无需通过观看的艰辛来证明。
更深一层看，《太平年》的困境，映照出主流文化产品在“普及”与“提高”间的永恒张力。我们呼唤精品，但精品是否必然意味着小众？历史正剧肩负着普及历史知识、传承文化精神的公共使命。当一部被寄予厚望、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重大题材作品，其讨论更多地集中在“看不懂”而非“看懂了什么”时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指出，该剧所蕴含的“乱极思治”“渴望和平”是人类共通的情感。如何让这种跨越千年的共鸣，更顺畅地抵达今天观众的心灵，需要的不仅是考据的功夫，更是传播的智慧。
当下荧屏，历史剧常陷误区：或简化历史为宫闱秘辛，或扭曲史实博眼球，将厚重文明稀释为娱乐泡沫。《太平年》的“高门槛”恰是一剂清醒剂。它没有轻飘飘的“爽感”，没有直白白的“甜味”，更没有虚晃晃的“光环”。它有的是对史料的敬畏，对质感的苛求，对观众智识的信任。如编剧董哲所言：“每一段历史都是文明一路走来的脚印，只要想知道我们从何而来，它就不会陌生。”当剧中郭荣在现实主义磨砺中延续治世理想，当赵匡胤突破“陈桥兵变”的刻板印象展露雄主抱负，观众触摸到的是历史深处的温度与脉搏。
这部“难懂”的剧，恰似一面澄澈的铜镜，照见当代人对历史应有的态度：不是浮光掠影的消费，而是沉心静气的对话。唯有俯身倾听那来自千年之前的沉重呼吸，我们才能真正读懂“太平”二字的千钧之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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